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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博网
马育华（一）
马育华，大豆遗传育种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对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造诣很深，较系统地将数量遗传学介绍到国内，并结合大豆种质资源与育种进行应用研究；选育出一批丰产稳产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创建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成为我国南方大豆研究中心；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农学家，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大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育华，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从小即受到文天祥、彭湃等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家乡人民的光辉事迹，学校师友的熏陶，以及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使他选择了“科学救国”和“教育兴国”的道路。他勤奋读书，在海丰读完小学先后进入汕头石中学，二年半后转到上海复旦大学实验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浦东中学高中部，仅用了二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高中课程而提前毕业。１９３０年春，以优异成绩被推荐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主系农艺，辅系植物病理。大学三年级时，父亲不幸病故，中断了继续上学的经济来源。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深得教授们赏识，遂由森林系陈嵘教授代为申请黄河水利基金作为资助；农艺系沈宗瀚教授提供临时工作的机会以补助生活开支；植物病理系俞大绂、戴芳澜教授等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使他能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习，１９３５年１月获得了金陵大学农学士学位。毕业后留任农艺系王绶教授的助教。他夏天搞大豆育种，冬天从事大麦研究，从校部到农场，由温室至田间，四季奔忙，年复一年，除此之外，他还参加当时在农艺系学生中认为最难学的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课程的教学工作。王绶出版的《实用生物统计法》一书，也包含他的一份辛劳。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突出，１９３９年被晋升为讲师，１９４２年又升为副教授。由于抗战期间物质生活和卫生条件很差，工作又辛苦，积劳成疾，他患了肺结核病。该病根据当时医疗水平，只有静卧养息而不能工作，因此他面临失业和贫病交加的威胁。此时，王绶教授雪中送炭，坚持要求校方继续发给聘约，方得以维持生计。马育华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１９４５年，考取了赴美考察实习。在伊利诺大学的一年时间里，他一方面完成了规定的考察任务，另一方面又抓紧时间选修必要课程并从事大豆研究。根据当时的规定，考察人员是不能转读学位的，但由于他完成了考察和硕士学习的双重计划，竟被伊利诺大学破例地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经俞大绂、戴芳澜等人的举荐，被北京大学农学院聘为副教授，代理系主任。一年后，再经俞大绂推荐赴加拿大萨斯卡切温大学与Ｊ．Ｂ．哈林顿（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并协助指导研究生。一年后经哈林顿介绍，并得到伊利诺大学Ｃ．Ｍ．伍德沃斯（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教授的支持，获得了伊利诺大学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美国农部唯一的大豆研究室就设在该校，伍德沃斯是美大豆遗传育种界的权威学者。入学后，马育华利用该校的有利条件，注意掌握大豆遗传育种与数量性状遗传两个学科的动态，决心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大豆产量因素的多基因遗传》就是上述两个学科交叉衍生的产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只用２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学习和研究任务。由于学业成绩优秀，被选为Ｐｈｉ Ｋａｐｐａ Ｐｈｉ和Ｓｉｇｍ ａＸｉ荣誉学会会员，并于１９５０年６月获博士学位。学成后，他满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拳拳赤子之心，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冲破重重阻力，于１９５０年９月回到祖国。
回国后，马育华应母校金陵大学农学院之聘任农艺系教授兼系主任。２年后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将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南京农学院，他被任命为农学系主任。他认为，要办好新中国的农学院，既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吸收外国农业之所长。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及性格上的率直不阿，使他在１９５７年的政治风波中，身处逆境。然而，他坚信自己对党、对祖国的忠诚，一候平静下来之后，他便潜心于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国家作贡献。１９８２年，他实现了３０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农林组组长。在学术团体里，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作物学会和遗传学会理事，全国大豆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作物学会理事长，江苏省遗传学会理事长及许多兼职，为农业科学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创建南方大豆研究中心
纵观美国伊利诺大学之所以成为美国大豆的研究中心，一方面有伍德沃斯教授等一批专家主持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是美国农部在该校成立了“区域性大豆实验室”，有固定的编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梯队。生长在大豆故乡中国的马育华，早就希望我国在国际大豆论坛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他决心要亲手建设一个大豆研究中心。１９５４年，他从纷繁琐碎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以课题组的形式在南京农学院开始“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及新品种选育”的第一项研究计划。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一名助手，其余均为临时工。１９５７年后，换了一位助手，师生之间配合默契，为以后３０多年的科学研究，组成了最早的梯队。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育种经验以及助手们的辛勤配合，终于在１９６２年春育成了“南农４９３－１”、“南农１３３－３”、“南农１３３－６”等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并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同时，将江淮下游大豆地方品种的分类研究结果也整理成文，在《作物学报》上发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课题组于１９６８年被迫中断工作。马育华多年来悉心培育的材料，只好转交给外单位。幸喜在１９６６年他们提供给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农场的一组材料中，经比较试验，决选出“南京１１３８－２”品系于７０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获得了成功。这项成果的应用促进了该校大豆研究课题在１９７３年得以恢复。之后，马育华等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豆新品种选育上，并在原有夏大豆育种的基础上，适当扩展了春大豆及夏秋兼用大豆的新品种选育，以适应沿江沿海地区三熟制的需要。在７０年代初期，全国农业院校刮起了一股“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冷风，致使研究工作又一度陷入困境，在无奈之际，只好把课题组搬到了江苏省启东县农科所，以便继续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育华在南方开拓的大豆科研工作，受到了学校和农业部领导的重视。１９８０年派出他的主要助手盖均镒赴美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与此同时，课题组又陆续调进７位研究人员，并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合作研究课题，开展国际间协作与交流。１９８１年８月，在南京农学院成立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确定了新品种选育、种质资源、数量遗传、病虫抗性以及栽培生理生态５个方面的研究。从此，大豆研究工作又获得了勃勃生机。１９８５年８月，上级批准将研究室扩展为大豆研究所，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充实其研究内容。为此，研究所又从博士、硕士生中选留了一批力量，从原有的１２人增至２６人，将５个研究方面，充实为５个课题组（相当于研究室），各自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学术梯队。
研究所成立以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受命主持了“七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中的“大豆新品种选育技术”课题，组织全国１９个单位开展协作攻关；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１０年来，从研究室发展成研究所，育成了大豆新品种“苏协１号”、“苏协１９－１５”、“苏协１８－６”、“苏协４－１”、“南农７３－９３５”等；搜集研究了中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７０００余份，并从中筛选出各种优异种质；发展了应用数量遗传学研究地方品种遗传潜势的方法，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研究了大豆主要经济性状（油分及蛋白质含量等）在多种遗传交配设计下基因作用的性质、亲本配合力与世代的交互作用等；在明确本地区大豆花叶病毒主要株系的基础上筛选抗性基因，并确定了对Ｓａ、Ｓｃ、Ｓｇ、Ｓｈ４个株系的单个显性抗病基因及其连锁遗传关系；研究提出了一套抗豆秆黑潜蝇的鉴定标准，筛选出高抗资源，并明确了其抗性属显性单基因控制，进而将抗性机制的研究扩展为抗选、抗生、耐害三个方面育种研究。其早期的阶段性成果已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求得产量水平的突破。还从群体的冠层分布、生长发育和干物质积累与分配模式以及光合特性等方面探索大豆高产理想株型的外部与内在性状的可能组成。现在这个大豆研究所已成为我国南方大豆的一个研究中心。
在高等院校中创建一个研究所，并且要求它的研究工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承认，需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马育华在创建大豆研究所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两个环节。其一是研究梯队的建设。他认为，要求尽善尽美的人是没有的，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和鼓励。科研人员要有创业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业务上要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人员的结构层次要分明，老、中、青三结合。其二是对研究方向的控制。他制定的５个方面要紧密围绕育种工作需要，同时涉及应用性、应用基础性和基础性三个层次的研究。根据学校办研究所的特点，既要保证研究方向及内容相对稳定，以利于知识和育种素材的积累，又应该注意兼顾一些新动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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